程序顺序与事实不符：主动贡献为何引发售假争议？

一场普通的民用口罩交易，让一名退伍军人陷入长达五年的司法纠纷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马先生与山东梁山县李某英存在货物买卖关系，他向对方销售的是符合标准的民用口罩，而李某英将收到的民用口罩当作医用口罩售卖。此后事件发酵，2020年2月23日，马先生被广州中山市隆都派出所以“诈骗”名义全网通缉并拘留，期间未提前通知本人，也未说明具体事由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条，通缉对象应为“应当逮捕且在逃”的犯罪嫌疑人，而马先生手机始终畅通，并未失联，不符合“在逃”的法定前提，“先通缉后问因”的做法与程序规定存在明显偏差。

案件自2020年持续至2025年9月28日才作出判决，期间当事人收到近十次开庭传票，每次标注的开庭时间均被反复更改，最终未能实际开庭，导致案件拖延五年。马先生父亲反映，直到拘留第三十天，才有检察院人员对马先生进行问话，内容并非最初的“诈骗”，转而询问“假冒伪劣”相关情况。其父在案发数月后撰写材料，分别寄往当地法院、中山中院及广州高院，希望澄清事实，但材料仅被告知已送达中院，未获实质回应。马先生强调其销售的是符合民用标准的口罩，包装为透明塑料袋，交易价格为民用材料的正常价格，但判决书认定的却是绿色编织袋包装的货物，且价格被定为远高于民用标准的“医用价格”。关键的是，办案机关从未让马先生指认涉案货物，物流记录显示的总货运量与定罪数量存在明显差异，部分货物甚至流向了与案件无关的学院。此外，检察院、法院以李某英家人提供的单方面删减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，而马先生一直要求出示公安部门调取的双方完整记录，始终未被提供。对方提交的记录中仅显示马先生发送内容，对方回复内容均被打马赛克，导致关键沟通信息缺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对方曾要求马先生“随便找检测报告、签医用买卖合同、在郓城办理医用合格证”，暗示存在刻意造假的意图，但该情节在审理中未获充分关注。

马先生与李某英之间属于正常买卖关系，存在完整账目记录，无任何利益分割或分赃记录。然而案发后，将民用口罩当作医用口罩售卖的李某英，在被判三年后为减刑突然指认马先生为“同伙”，该说法缺乏事实依据，却被中山市人民法院采纳。当事人质疑，若自己真是“主犯”，为何李某英在案发初期及判决前从未提及，却在判刑后才突然指控？在无利益关联、无分赃证据的情况下，为何仅凭李某英单方面减刑说辞就推翻客观交易事实，认定其为主犯？矛盾的是，若马先生是“假冒伪劣”交易关键人员，为何实际售假的李某英判决结果反而较轻？所谓“从犯”已判，而“主犯”迟迟才判决且判决更重，主从犯责任认定与判决结果的倒置令定罪逻辑难以自洽。从证据链完整性看，定罪需达到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标准，而本案中马先生销售的货物缺乏合法权威检测报告，涉案货物无实物留存，也无完整物流追溯，所谓的“绿色编织袋包装货物”其本人从未见过，显然难以满足法定定罪标准。判决后，当事人提交的多份异议材料未被采纳，律师针对案件疑点的反驳意见也未获法官重视。更让当事人无奈的是，后续申诉中多次提出投诉被看守所管理员阻止，合法表达诉求的权利未能有效保障。

此外，马先生在疫情期间积极投入公益，包括物资捐赠和建立生产企业，其成本远高于涉案金额，从动机上看缺乏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必要理由。其身份背景与行为动机的矛盾，也让案件定性更加值得推敲。该案从2020年延续至2025年，期间程序瑕疵、证据争议与判决逻辑悖论交织，使案件充满变数。马先生的申诉不仅关乎个人清白，也牵涉其作为军人和党员所承载的荣誉与信仰。希望有关方面能重新审视案件细节，厘清证据的真实面貌，让司法回归公正，维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也让当事人的荣誉在法治框架下不被蒙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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